〔7〕这在相关的法律法规中是没有规定的，相当于一种间接性的造法。
党内规范包含许多种类，不同层次、不同范围、不同对象，都有相应的准则、条例、规则、规定、办法、细则等。大体上都可以理解为宪法是基于一定政治理念，以限制国家权力为手段，以实现公民权利保障为目的的这样一个根本法。
但必须注意的是，宪法的修改与党章的修改并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更不是机械式的反映着党章的修改。在我国，中国共产党要实现政治领导，其方式就是让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度上升为国家意志，形成的最重要途径就是宪法的修改和法律的制定与修改。又如邓小平理论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依法治国策略在宪法序言中的增加都对应十五大与十六大党章总纲中的修改。日本最高法院在1970年大法庭判决中曾谓：宪法所定的议会制民主主义若忽视政党，则无论如何是无法期待其圆滑运用，故宪法当然是预定着政党的存在{32}政党的基本功能在于辅助民意之凝聚与判断，并协助国民政治意志之建构。党内规范体系大体上包括三级结构，一是以党章为核心的根本规则。
1921年党的一大通过党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其载明了党的性质、目标、原则等内容。诚然，法本身是个争议性很强的概念，法理学界也尚无法形成统一意见。以已德先率之，则民有所观感而兴起矣，而其浅深厚薄之不一，则明礼以齐一之。
汉朝建立以后，国家的疆域不断扩展，社会经济在农本主义的基础上，手工业和商业均有不同程度的发展。[38]《贞观政要·刑法》。[49]正因为有这种理论的指导，所以古代中国法制从不偏狭而局限于严刑峻法。圣人为天下何曾废刑政来？不可专恃刑政，然有德礼而无刑政又做不得。
[44]综括上述，礼乐政刑与德礼为本、政刑为用综合治国是古人从国家统治的实践中总结出的经验。着名的《唐律疏议》在名例篇中宣布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并以自然现象的昏晓阳秋来比喻德礼刑罚之密切联系永恒运行互补互用而不少变，所谓昏晓阳秋，相须而成者也。
[12]故而，孔子主张：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刑政者，救弊之药石，惟有以德化天下，兼明刑制具以齐之，[48]才能使得国家实现长治久安。礼乐虽有治世之功，但它或是从正面的设范立制，或者焕发人们内在美好的情操，但如无强制性的政权和法律的保障，也不可能发挥其应有的功能。故书说刑期于无刑，只是存心期于无，而刑初非可废。
[4]经过制礼，使得君臣有位、尊卑有等、贵贱有别、长幼有序，因此礼被视为固国家、定社稷的根本。礼乐之说，管乎人情矣。无礼，国家政治必然混乱。如果说礼的内容是贵族间的礼仪与礼制，那么乐就是天子庙堂之乐。
明太祖建国之初，以吾治乱世，刑不得不重[45]的原则，实行重典治赃吏，虽然收到一时的效果，却并未能杜绝犯罪，以至于发出欲除贪官污吏，奈何朝杀而暮犯[46]的感慨。礼乐刑政，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
[18]高诱注疏曰：礼所以经国家、定社稷、利人民。[21]《左传·僖公十一年》。
[39]陈淳：《北溪大全集》卷十八[40]《朱子语类》卷二十三。是故，隆礼由礼，谓之有方之士。绳墨诚陈，不可欺以曲直。乐所以移风易俗、荡人之邪、存人之正性。[36]《汉书·董仲舒传》。[11]礼有乐配合，就可以达到暴民不作，诸侯宾服，兵革不试，五刑不用，百姓无患，天子不怒的状态。
历代关于德礼为本、政刑为用、综合治国的论者不绝如缕：《汉书·酷吏传》颜师古注曰：论语载孔子之言也。汉贾谊说：道德仁义，非礼不成。
战国时期主张隆礼重法的荀子曾经对礼法关系作如下的表述：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42]朱熹：《论语集注》。
如同鲁季文子所记述的那样：毁则为贼，掩贼为藏，窃贿为盗，盗器为奸。【注释】[1]《史记·乐记》。
周初统治者把礼的教化与刑的镇压巧妙地结合起来，明确提出并实行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24]的刑事政策。[5]春秋时，鲁国还保存着周公所制之礼。正因如此，周以后的历代统治者都注意吸取历史的借鉴，注意运用各种手段综合治理国家。刑是消极的惩罚，是惩恶于已然之后的制裁。
好恶者，则贤不肖别矣。季文子在追忆周公的功德时说：先君周公制周礼，曰：‘则以观德，德以处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
乐自春秋中期开始即慢慢式微，其所承担的主要功能逐渐融入于礼，成为礼俗的一部分。孔颖达注疏曰：乐主和同，则远近皆合。
……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32]《孟子·公孙丑上》。
虎贲、缀衣、趣马、小尹、左右携仆、百司、庶府。乐用以求同，即缓和上下矛盾。失德者失民，失民者亡国亡身，更遑论天子、贵族之礼。[19]乐者为同，礼与为异。
这种天道观实际上是由天上到地下，由尊神到保民。[27]关于礼乐政刑的相互关系，《史记·乐记》做出了详细的经典性的论证：故礼以导其志，乐以和其声，政以壹其行，刑以防其奸。
以政先示之，则民有所振厉而敛戢矣。可致一朝盛世，还可谋求社会和谐与长治久安。
[23]特别是《礼记·经解》说得更为透彻：礼之于正国也，犹衡之于轻重，绳墨之于曲直也，规矩至于方圆也。两周与秦汉的历史证明了当这四者综合并用共同发挥治世功能的时候，就带来了国家的兴盛和社会的发展，成康之世就是一个例证，《诗经·周颂》可以说是赞颂这一历史成就的可靠资料。
